可以说，众多的金小说中，杨过是一个令我最为惊叹天人的人物，在他的身上的那种个性的张扬和叛逆，甚至为人处事的偏激都深深的吸引着我，借用中国的传统来说，他身上有着道家潇洒无为，任意为之的性格，有如行云流水。
而借用西方的语言就是说他是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
他的个人主义的为人作风最为我激赏。但是，经过不断的阅读，我才悲哀的发现，他的成长的过程竟然是他的这种自由主义者的作风的逐渐的丧失为代价。
人到而立之年，不断的修炼竟然是道家的烙印逐渐的抹平，逍遥的因子不再，回归到了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身份，过渡到了世人的拯救者的身份。
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我十分的沮丧。从逍遥到拯救的巨大反差的出现，吸引我重新挖掘这个文本的潜在意义。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有一个很著名的“离开－归来”的案例。说的是某一天的时候，弗洛伊德看着他的孙子在童车里玩耍，他注意到他的孙子喊了一声走了！然后把一个玩偶扔出童车，然后又叫了一声来了！再把它用线拉了回来，乐此不疲，好像从这个简单的游戏中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弗洛伊德在他的《超越快乐原则》中把这一著名的“离开－归来”的游戏解释为幼儿对不在自己身边的母亲象征性的支配。
但在另一位英国的文化批评家伊格尔顿眼里，这种“离开－归来”模式是一种叙事的基本方式：一件事物失而复得。
也就是说，就是很复杂的故事也可以作为这一模式的变体来读，用一种标准的叙事语言来说就是，原来的安排被打乱了而最终得到了回复。
伊格尔顿认为，任何故事中必定有某种事物丧失或者不在了，这样叙述才能展开，如果每件东西都原封不动，那就根本没有任何故事要讲。
这种丧失是很痛苦的，但是也是令人激动的，因为欲望本身就是被我们无法完全占有的事物刺激起来的，这也往往是故事能给人满足的原因之一。
对照《神雕》这个文本，杨过的不断成长过程中丢失了什么呢，他又不断的寻找着什么呢？
也许答案已经在意料之中了：他在寻找“父亲”。父亲在精神分析中是一个意蕴很多的词汇，它可以是现实中的父亲，它也可以仅仅是一种象征形式。
在某种程度上，父亲是权威的象征，威严和暴力象征。父亲还可以是一种传统的象征，集体的象征，归属和学习的象征——“我也要成为父亲”。
在《神雕》这个重要的精神分析文本中，杨过寻找的父亲不但是对父亲死因不明的探究，也是为了求证他的父亲是一位大英雄，大豪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一直在寻找想象中的父亲。
父亲这一形象在他的脑海里根深蒂固，形象鲜明，所以他不能容忍任何人践踏他父亲的形象，包括他自己。
所以，在得知他父亲是一位汉奸之后，他根本无法承受这种彻底失去的痛苦。
这种失去在心理学意义上是无法忍受的。但是作为“离去－归来”文学文本的叙事模式，解决这种痛苦的唯一方式就是用另一个父亲去代替，这就是郭靖存在的意义，也是对“离去－归来”这种小说的叙事模式的很好的证明。
从精神分析的另一个角度看《神雕》这个文本，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读。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他把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
其中本我在受“快乐原则”支配下，是混乱的、施虐的、进攻的和自我专注的，他毫无顾忌的追求快乐，肆无忌惮。
而自我和超我是受“现实原则”支配的，尤其是超我是社会化、道德化和理想化的象征。其实在自我的成长阶段，本我的一部分意识已经遭到了压抑，这就是潜意识的形成过程，在逐渐形成超我的过程中，本我的意识和行为被全部的压抑到了潜意识部分，本我和超我达成了妥协。
在儿童的成长阶段，父亲的形象是一个超我的象征，“我也会成为父亲的”的信念促使本我和超我和解，本我回归到潜意识部分，仅仅在父亲不在场的黑暗中才出来捣乱。
《神雕》的文本中，主要的是讲述杨过的成长过程，虽然这一过程是一个艰难的寻找失去父亲形象的过程，同时也可以解读为受“快乐原则”支配的本我通过不断的遭遇打击和挫折并最终被压抑到潜意识，受“现实原则”支配的超我形成的过程。
看待杨过的成长，早期的是非观念的淡薄，为人处世任意为之。他的一系列的行为令人瞠目结舌。比如开头的认做欧阳锋为父，而后怒反重阳宫，接着拜小龙女为师，甚至娶师为妻，都可以用作大逆不道来形容，其中本我的影子立现。
但是在这些事情发生的中间，也有将要变化的契机。
郭靖作为他理想父亲的形象，从收留他开始就已经在他心目中根深蒂固，并且一直都是潜移默化的对他产生影响，改变着他的性格。
但是，我们应该清楚，本我对这种影响潜意识是进行反抗的，论据之一就是杨过在郭靖镇守襄阳城期间对其进行刺杀，以报父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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