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东北军，已由剿匪前的二十万出头，被红军打的还不到十三万了。
杨虎成的十七路军被歼了一部分，叛逃了一部分，此时只剩下两万人不到。
委员长不但不行抚恤，还乘机减发兵饷，取消了东北军两个师的番号。
你要打不过就让开，乖乖的退下来，让中央军接防。
换防便意味着收编，少帅与杨虎成心知肚明。
为此，少帅还跑去南京，与委员长大吵了一架。
委员长紧守底线不动摇，少帅失望而动，当月就命东北军停止内战。
委员长大怒，本想与少帅摊牌，恰恰发生了两广事变。
没办法，就算是挑刺，也只能先挑扎的最疼的那一根。
八月底，两广事件接近尾声，委员长正雄心勃勃的准备武力统一广西的时候，西安又发生了“艳晚事件！”
党调处的特务抓到了数名在西安活动的地下党，押到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十七路军的巡查队报给了杨虎成，杨虎成又报给了少帅，少帅当即命侍卫队长谭海带兵截回，并抄了国民党的陕西党部。
这等于明着告诉委员长，张扬二人有问题。
抄了陕西省党部，就等于在委员长的脸上扇耳光。
委员长硬是忍下了一口气，同意了龙云，刘湘等人的调停，答应与桂系和解，并命特务处彻查，张杨二人是否有通共嫌疑。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西北区查到东北军骑军军长何柱国之前可能与红军在打假仗。
除此外，江雄风还买通了少帅身边的亲信，查到少帅在四月份，曾驾机离开过西安。
去过哪里不知道，但方位应该是向北。
延安就在西安之北。
这一消息报上去，别说委员长，就连马春风也不信。
东北军剿匪期间，近七万的死伤绝对做不了假。
包括被红军全歼，后被委员长直接撤消番号，就有三个正规师。
一一零师，一零七师，一零九师。
三个师长全部战死，七个团长被俘。
这怎么也称的上血海深仇了吧？
怀疑归怀疑，马春风不敢大意，将情报一字不差的上报。
委员长半信半疑，抓紧时间将原本用来征讨两广的中央军悉数北调，准备将东北军和红军一锅端。
十一月底，四十个师，近三十万中央军开始向临潼进发。
期间，少帅两次飞抵洛阳，请求率东北军抗日，均遭委员长痛斥，问少帅和杨虎成是不是也想走陈济棠和李宗仁的老路。
委员长让少帅自己选择：要么张杨二人听从命令，将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全部投入前线，在中央军的监督下“进剿”。
要么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微，将陕北让给中央军。
其实这个时候，委员长已经决定，少帅若同意了第二条方案，等东北军一到福建，便会褫夺他的军权。
到了这种程度，已经无所谓泄密不泄密了，少帅与杨虎成将军也知道，要么放手一博，要么如冯玉祥一般，任个有名无实的虚职，安养天年。
冯玉祥已六十有五，他才三十五岁。
十二月二日，也就是方不为登船出海的那一天，少帅再次跑到洛阳，向委员长面报，称其部下不稳，他难以支撑，再三请求委员长前往训话。
委员长同意了。
恰恰是第二天，马春风又接到了江雄风的密报：张杨二人连续数夜密会神秘人物，具体内容不详！
这份密报刚刚送到委员长的案头，江雄风的第二份密报又来了：张杨二人疑会采取“兵谏”，逼迫委员长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马春风深夜去见委员长，却被委员长一通大骂：你当潼关外的三十万中央军是摆设？
第二日一早，委员长乘着专机，连潼关都没去，直接去了西安，驻华清池。
委员长之所以如此的有恃无恐，一是他坚信，在三十万中央军的包围之下，少帅根本不敢异动。
二则是他高估了自己的个人魅力。
这几年来，每逢关键时刻，张少帅都会义无反顾的站在他这一边。
东北易帜，中原大战，二次下野，九一八时，密令东北军不得抵抗……
少帅对这位义兄有一种迷一般的崇拜，甚至不惜为委员长背黑锅。
委员长相信，张少帅绝对不会害他。
确实，委员长真没有料错。
所以，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虽然一个都没跑的挨了好几顿训斥，但不管是委员长还是他们四位，都知道哪个有功，哪个有过。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谷振龙就奉委员长之令，已逐渐将各地方宪兵部队中的特务组织向马春风移交。
他则专心致志的办他的宪兵学校，扩充宪兵作战部队。
没查到西北异动，也赖不到他。
十二月十二日晚的常务委员会，他又是为数不多的反对武力讨伐的委员之一。
再一个，连北平宪兵副司令蒋孝先都因保护委员长，被少帅的属下当场打死了，委员长再想迁怒，也怪不到宪兵司令部的头上来。
陈超去年冬就已卸任首都警察厅厅长一职，转任海陆空三军总司令部总务厅厅长。
虽然还兼着军事调查统计局副局长一职，但党调处有陈祖燕，特务处有马春风，他想插也插不上手。
委员长更怪不到他的头上。
马春风虽然挨了骂，但他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
该查的他早已查到了，该上报的也全上报了，该派的警卫组他也派了，奈何委员长话不听，人也不要，他能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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