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舆论而言，朝廷显然大大的落后了，案上的这些报纸、传单就是明证，更别说正在赶来长安路上的百姓代表。真要让那些百姓在北阙一跪，或者在东市门口喊冤，朝廷就被动了。就连这些报纸、传单都不能在关中流布，朝廷必须有相应的措施，控制舆论。
如何控制舆论？是针锋相对，印行报纸，让人写文章辩驳，还是禁止报纸？
荀彧一时没有定计。这两种方法各有利敝。按理说，针锋相对的辩驳是正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党人一向提倡士人当以天下为己任，反对钳制舆论。但他担心朝廷理屈，辩论起来未必是孙策的对手，况且这种辩驳需要人力、物力，朝廷实力有限，未必支撑得起。如果禁止报纸，一是能不能做得到，二是这么做岂不是又向秦法更进一步？
虽说事急从权，却也不能如此没有底线。
荀彧左右为难，刘晔却非常果断。他立刻提议由孔融出面办一份报纸，为朝廷喉舌，批驳南阳的舆论。孔融、祢衡在南山修书，修到现在也没看到成果，不如先让他们来做点实事。
至于南阳来的百姓代表，等他们进了京，先送到廷尉狱关起来，不打不骂，先查清楚身份再说。这是朝廷惯例，无可指摘。之前朝廷处理郭异等人的矫诏案时就是这么处理的，效果还不错。除了孙策隔三岔五的提一下，谁还记得他们？拖上几年，等形势逆转，孙策自身难保，这件事就没意义了。
那些都是小事，当务之急还是要解决朝廷的钱粮缺口。没钱粮，怎么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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