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此时此刻的刘康, 能有机会得知自己都被燕清误会成那样了, 定要哭天抢地地叫一顿屈不可。
他会沦落到如此境地, 还得从最初的御驾亲征开始。
那主意最初是內侍青云给他出的——那犯境胡羌是因粮食短缺，方来滋扰百姓, 作战能力和人数都不厉害，何不借捏着软柿子立立威去？
但凡儿郎，内心都有渴望亲手上阵杀敌，建功立业的念想, 刘康又是爱想东想西的少年时期，自然就被这话给打动了。
待他兴致勃勃地召了征讨戎族多年，对战经验丰富的老将皇甫嵩来，满怀期望地提出这要求后，得到的答复, 却是不假思索地拒绝。
皇甫嵩当然不肯。
没见过世面、顶多在董卓的威霸下瑟瑟发抖的內侍的话说得轻松, 可塞外是至穷凶极恶之地，侵兵看着少，却各个凶蛮，骑在马背上来去如风，踪迹难寻, 岂是好对付的？
就算他此番有十成把握, 带上个这么个身娇体贵的小皇帝，也就跟贴身揣个烫手山芋没什么区别, 麻烦得很。
皇甫嵩拒绝得不甚委婉, 刘康悻悻然地由他去后, 心思却活络开了。
若说他先开始，只是听青云随口一提，而萌生了一点憧憬，被拒绝之后，倒成了非去不可的执念了。
皇甫嵩这边的路已走死了，刘康便召了王允来，向他问策。
至于为什么不找卢植……他潜意识里明白，连皇甫嵩都不乐意的话，向来谨慎的卢植，就更不可能同意了。
结果，还真叫刘康问对人了。
王允非是纯然的文官，他为望族出身，少时文修武练，希望走的，是文可提笔定天下，武可挥剑定乾坤的兼修之道。在黄巾起义爆发的那些年 ，他临危受命，被朝廷任命为豫州刺史，首次领兵打仗，取得的战果也颇为不俗。
经刘康这么一说，他后回了府，调出近年来对战胡羌的大汉官军的战绩，就从犹豫不决，转为大力支持了。
毕竟新皇继位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树立威望，现天下人知燕清的多，知刘康的少。
甚至有不少远离这一波澜频起、衣食不继，根本无力关心时政的贫苦百姓，还以为在位的仍是灵帝的长子刘辩呢。
世上最胆大的，非是一窍不通的人：毕竟人往往会对完全未知的事物存有敬畏之心，而是像王允这种一知半解，却自认精通的人。
王允对战黄巾时，亲自披挂上阵，身先士卒，也成功大展身手，现出文韬武略兼备的一面。
但那些只是受了张角的煽动，本身却是从未经过正经训练，也无正式武器，仅仅是吃不饱饭活不下去，不得不硬着头皮揭竿起义的农民，哪能和在苦寒之地过活，野蛮而喜掠夺的异族相提并论呢？
要叫皇甫嵩听了这君臣间想当然的话，哪怕脾气再好，也得气得吐上一口血不可。
卢植恰巧在半个月前去了一趟弘农城，亲子安抚受灾害最厉害的百姓，因而暂且不在洛阳城中，就给了王允一些运作空间。
等他回来，就愕然看到天子兴高采烈地骑着跟自己个子不合的高头大马，披着一身华而不实的盔甲，在皇甫嵩郁闷脸的陪同下，风风光光地沐浴在万民景仰的目光中，率领大军，威风八面地朝外进发了。
卢植见状大惊失色，连脸上的尘土都来不及洗上一把，就得匆匆跟上。
然而木已成舟，他就算义正辞严、拼死进谏，把皇帝劝住了又能如何？
还能上一刻就威风八面地出了城，下一刻就带小股人马静悄悄地返回吗？
如此出尔反尔，视军机大事为儿戏，那皇权的威严，才是彻底不能要了。
卢植心里发苦，只有跟皇甫嵩合计一番，把‘御驾亲征’的皇帝安放在安全的后营，多拨些人马，只做个祥瑞，鼓励军心士气，总归是不能叫刘康真上去，遭遇任何危险的。
这建议正中皇甫嵩下怀：皇帝占走功劳，还真不算什么，他宁可将所有军功拱手相让，也要把这乱来的祖宗给送得远远的。
按理说卢植的做法十分稳妥，刘康也不是真无理取闹、半点情况也不懂看的稚童，其实早在真正出来，感受军旅辛苦后，他就隐隐有些后悔了。
皇甫嵩和卢植郑重其事地恳求，他立马应下，也的确放在了心上，未曾胡乱外出过。
谁知就在皇甫嵩暗松了口气，放松了些戒备，又心心念念地要将这破事儿来个速战速决，把原严防死守在刘康身边的兵力削薄一些时，潜伏许久的细作却在这时捅了天大的篓子。
那还是被收服的董卓旧部之一。
凉州多年来一直乱战不平的原因，就是其中混有被迁徙到此处的羌族降众，却未有合适政策叫他们同化起来。
而董卓曾统领的西凉军里，就不全是汉人，还有不少会说汉化、懂得些汉理、骨子里却还是蛮横的胡人羌人。
董卓在外人眼里无恶不作，可在这些胡羌眼里，却是很有威信的——凉州一隅，向来形如化外，就连边州民本身都颇受歧视，更何况是他们这些被视作‘非我族类’的异族？
于是董卓败亡后，明面上虽投降了，之后却不安分，尤其一混得不如意，就寻思着替他报仇的人，也还是有那么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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