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也知这种制度想要推广开阻力非同小可，田骨田皮两分，按谁来统计？如果统计的不准确，势必造成税收不公。再者，优免制度提高后，地方上的经济压力也会加大，像是江西、浙江那种文风兴盛之地，一下子出一群举人进士，他们名下的土地又该如何，这些也是问题所在。
是以范进打出的补丁就是，黄册一经编定永不更易，也就是说，在黄册编好之后，不管开出多少新田，都属于自己，其产出跟朝廷无关，只要有能力开田，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增加自己的财富。
在此之前，大明地方官府的一大功绩就是开发新田，开出若干田地，就是给国家增加了足够的收入。范进这个主张其实也非独创，而是参考了日后清朝的方略，想出来的裱糊手段。
清朝的赋税负担并不比明朝轻，所谓的用不加赋的依据，是建立在明末那种变态的特别税收摊派以及赋役基础上。之所以能挺那么多年，最重要的法宝既不是摊丁入亩火耗归公，更不是可笑的士绅一体纳粮，而是新田开发一概不算业绩。国家的田地数字恒定不变，不管土地变更河流改道，还是开发多少新田，都不计入国家户口数据。
这种方法看上去呆板僵硬，对于部分地区有欠公平，但整体而言，还是起到了一个减压阀的作用。虽然赋税高的吓人，但是有完全免税的新田作为调剂，两下分摊，税收也就不是不可容忍。换句话说，这种策略给了老百姓一个收入来源，认为开辟出灰色地带，让普通百姓有了活下去的希望，也就不想着逃跑或是造反。
对于地主以及地方的豪强来说，这也是个好事。毕竟他们对新田的开发能力强，老百姓开一亩他们就能开百十亩，开了这个口子，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开垦新田扩充家业，对这项政策不会反对。
苏松钱粮的豁免以及优免的提高，则是包裹于毒药之外的蜜糖。优免这种事大家都很欢迎，苏松籍的官员在朝堂上也很有些分量，这些人不管是出于个人目的还是爱护桑梓，都不可能出来唱反调。
吞下这个香饵，后面的钩子就甩不脱。总不能说只要优免，不许重定黄册，这种话在朝堂上立不住脚。苏松欠税抹平之后，重新厘定赋税，苏松籍官员当然欢迎，既然如此，重新勘定黄册也是必然之事，他们也没法阻止。
范进的这个建议，既是个革新，但也是和士绅的一个妥协。他从没想过与天下士绅乡宦为敌，这种想法本身也不符合明朝实际。地方上清查田地，总归离不开士绅宗族配合，彻底得罪他们，地方没法行政。重新定黄册的政策留了个后门：过去的黄册不看，未来的账目不改，这次你报多少就是多少。
以往一些隐没吞并见不得光的田地，都可以借助这个机会洗白，对于士绅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优免田地数字提高后，还能少报一部分田，有这些妥协的空间在，愿意配合工作的人总归是多数。
至于少数顽固的死硬派，当然也会存在。对这种人范进的态度也很简单，杀鸡儆猴。张居正不是活菩萨，为推行新法杀几颗人头或是搞垮几个家族，对他而言都不算什么。真正让张居正考虑的，还是改变了大明已经推行多年的赋税方法，把丁税改为亩税之后的后续影响。
“老泰山，我大明的法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丁税之害老人家心知肚明，是以才推行一条鞭法以虎头鼠尾册派役，就是为了取消按丁派役这种不合时宜的规矩，让老百姓可以安心留在家里种田。从虎头鼠尾册的方法看，您还是想要把丁税摊到亩税里。这样做未必公平，但起码可以给最下面的人留一口饭吃，给他们一个出路。只要他们都安心在田里耕作，朝廷就不用担心没有粮食收成，更不必担心这些人会放下锄头拿起刀，谋反叛逆。这样的做法必然会割一些人的肉，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割一些肉，让最下面的人有饭吃，我们自己才能继续吃肉。否则的话，就连锅都会被砸烂。咱们要想自己吃好住好过好日子，首先要做的，就是护住这个锅，别让人把锅砸烂，也要保证锅里始终有米。”
“我们既要取信于士绅，让他们相信我们不会真的不给他们活路，更要取信于百姓，让黎民百姓相信，朝廷是为了他们好，要给他们一条活路。过程里少不了谈判，妥协，退让。制度永远只是制度，到了落实的时候，一定会变化、走样甚至阳奉阴违。但是有老人家在，其他人总会有个顾虑，这些新法至少可以在几十年内不至于走样。只要它们能推进几十年，就能为大明造福几百年。虽然不能保证老百姓安居乐业，但起码可以保证内无大盗，仓有积粟。”
“至于过程里一些不公平之处，日后也可以设法改进，只要能推行下去，将来就有机会精益求精。小婿以前就说过，变法不是朝夕之功，甚至不是一代人的事。我们把黄册重新整理好，给大明留一份勉强可以作为依托的户口版籍，未来的话，时移事易，可以再行调整。但是不论如何，保证丁口繁衍，不将百姓视为税源的思路不能变。只有保证这一点，才能让官吏不再视百姓为财源，百姓的心里也舒坦一些，心里不再怨恨官府。没有田的就没有税，给人当佃户或是当帮工都可以，朝廷也有的是地方用人。他们有了活路，就不想着谋反，我们这口锅，也就不怕被人砸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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