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张丹青，真是想法天马行空。自古以来就没有解剖这种说法的，真以为见了皇帝就能够说服皇帝和百官吗？”
“想要让皇帝允许解剖，简直是天方夜谭！”
“真不知道这个张丹青是得了什么失心疯？！敢对陛下提出这样的要求！”
甚至隐隐开始，有些期待起来。
期待着张丹青进宫，会被朱元璋一顿痛骂。
搞不好还会迎来一阵严厉处罚。
……
宽阔高大的宫门下。
三个宫门洞，就像是三张大嘴巴一般。
令人望而生畏。
站在宫外等候的张丹青，望了望天空渐渐昏暗的样子。
不知不觉，都已经快傍晚了。
就在他等的都有些困意来袭之际。
忽然听得一个侍卫快速跑出，朝着张丹青高声喊道：
“皇上有旨，传张丹青觐见！”
“皇上有旨，传张丹青觐见！”
……
这是第2次见朱元璋了。
眼前的朱元璋已经陷入了强主暮政时期。
显得格外多疑和易怒。
恭恭敬敬的行完礼后。
朱元璋的脸上看不出太多的喜怒哀乐，一脸平静说道：
“张丹青，你在奏表里说，希望对死者进行解剖，以求更快的完成破案。
现在当着诸位大臣的面，你给大伙儿说一说！
为何非要解剖！？”
看到这么多官员围聚并紧紧的盯着自己。
想来，他们基本上都是对解剖持反对态度的。
一想到这，张丹青不由摇头哭笑。
端正神色道：
“皇上，解剖对于断案极其重要。
解剖遗体，也是尸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了准确认定死因。
通过这样的方法揪出死者被害的真凶。
从而让真正的凶犯得以伏法谢罪。
并让死者能够得以沉冤昭雪。
而不是肆意地损害死者遗体。
从意义和出发点上来说，二者有着天壤之别。
解剖之术，可以再通过外表看不出死因的情况下，
通过人体内在的腑脏器官的损伤和病变状态，快速的确定死者损伤或者是中毒情况，
这对破案乃至定案，都至关重要。
也只有死因明确，才能确定是自杀、疾病身亡还是他杀。比如某故意伤害案，对方仅仅实施了轻微暴力却导致被害人死亡，通过尸检发现被害人心脏有严重隐疾，系死亡主因，此时将极大影响到定罪量刑。
同时.死因明确便于破案。再如某聚众斗殴案，被害人是被群殴致死，参与者均有责任，还是存在直接责任人（如有人持刀捅刺要害部位），就需要尸检来确定。否则就不能准确认定真凶。
更何况，死因明确才能定案。对于许多暴力犯罪案件，通过尸检才能确定致命伤位置，以及伤口大小、形态，从而与其他证据（如刀具等物证、相关言词证据）进行印证，进而定案。
当然。
也不是所有的命案都需要进行解剖。（从古代的刑侦大环境下来看）
只不过有些特殊案件，光是从死者遗体外表。
压根是看不出来有任何异常的，甚至是容易导致误判和错判的。
这样的情况，为了能够更精准的确定死因和真凶。
则应该需要通过解剖来确定。
死者遗体的损伤的检验，非常重要，
因为它的检验结果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事赔偿责任，甚至是定罪量刑的问题。
拿损伤的程度检验来说。
损伤分为致命伤和非致命伤。
而凡涉及刑案或民事的非致使伤按对人体的损害程度不同分为重伤、轻伤和轻微伤。
虽然只是个别字的差异，但是不同的伤种的结果大不一样。
比如在一个故意伤害案件中，如果将轻伤误鉴定为重伤，
那么很可能会让这个被告人在监狱里多待上几年甚至是几十年；
而相反，如果将重伤误鉴定为轻伤，那么被害人的权益就无法保障，犯罪行为也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
因此，解剖检验是一个严谨细致的工作，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作。
更何况。
我国的刑狱学问，萌芽于先秦时期，
在《礼记·月令》中记载“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
在书中，亦有他杀、杀婴、自缢、外伤性流产等检验案例的记载。
战国末期还有“令史”专门从事尸体检验和活体检验。
可见解剖，先古上秦时期，便已有之。
宋慈《洗冤集录》的问世，更是堪称开天辟地，并在宋朝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可见，古人从古代时期，就已经非常重视刑案检验的作用，刑狱检验工作在历代的破案、断案之中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它不仅可以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更让许多无罪的人免于蒙受不白之冤。
在很多的案件中，杀人案件的现场，现场勘查往往可以正确判明案件的性质，证实、揭露是否为犯罪行为以及查明、侦缉犯人。
因为犯人在作案的过程中，必然会引起一些物体的变化或者留下一些犯罪的痕迹。
这些变化和痕迹，往往能反映犯罪的动机和经过。
比如说，在一个缢死的现场，侦查人员首先要做的是请仵作专门人员来进行一下勘查，
如尸体周围是否有血迹，
死前是否有挣扎痕迹，
现场是否遗留一些如毛发、斑痕之类的物品，
判断自杀还是他杀，
这样，断案人员才能确定侦查方向。
如果是自杀案件，那么就不必再浪费人力物力去追查这个命案的前因后果，为侦查工作省了很多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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