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所说的六弊之首就是：“民生困苦已极，大臣长吏之家日益富饶。地方官吏，谄媚上官，苛派百姓，总督、巡抚、司道，又转而馈送在京大臣，以天生有限之物力，民间易尽之脂膏，尽归贪吏私囊。”
随后，康熙帝令九卿等议准：“在京大臣各官，与督抚司道等，彼此馈送，及差人远赴任所，将大臣各官并不行举首之督抚司道俱革职。若有因事营求，苛派馈送大臣官员者，将馈送、收受之人，俱革职拿问。”
八月二十六日，山东巡抚施维翰陛见时，康熙说：“惟是杂派加征，不一而足，所以小民重困，不克聊生。”康熙二十九年十月，刑部等衙门议覆，福建巡抚张仲举，“侵蚀库帑，拟斩监侯”，布政使张用茂“加派火耗，拟绞监候”，按察使田庆曾等，收受属员节礼，拟杖徙，并革职永不叙用。康熙帝逐条照准。
可以看出康熙前期在对待规礼一事上还是十分严厉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康熙对待规礼弊政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退缩、容忍、默许，直到实际上的公开承认。这些转变在他的“五允一不管”的政策上，体现得十分明确。
一允，是允许规礼银作为养赡之费。四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四川巡抚年羹尧奏称，极力革私派积弊，但四川布政司、按察司衙门每年各送巡抚羡余银4000两，“伏起圣恩准臣取用，是臣之阖家百口饱暖有资，抚标两营操赏不乏。”康熙朱笔批示：“是，知道了”。实际上就是准年羹尧之情。
二允，是允许规礼银用于公务。云南巡抚吴存礼上奏，说云南私派以及属员节礼，已被前任云贵总督革除，但他却还是收了布政使及各属员的规礼银2.1万两用于公务。显然这是知禁犯禁，理应训斥。可是康熙帝的朱批只有例行的三个字“知道了”，也是持默许的态度。
三允，是允许规礼银用于弥补亏空。广东于康熙五十二年收捐纳银50万两，两广总督杨琳奏请，将21万两公费银用于弥补“历史年因公动用而积欠之库银”，又用银三万余两修筑南海、三水、高要、四会、高明王县围基及雷州东洋塘，又动用四万余两修造炮台城座，制造炮位火药，请“皇上宽大弘恩，概与宽免”。康熙帝批复：“事情该当如此。”
四允，是允许盐政、税关送地方总督规银、税规银。江西巡抚白潢于五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奏述巡抚衙门的五项“旧规”说：每年盐商有盐规银一万两，是否收受。康熙朱批：此项该收，准！
五允，是允规礼银解交户部或军前。两广总督杨琳奏，捐纳的公费银50万两，除弥补亏空和修筑围基、炮台等费用外，还剩下三万两，加上盐内羡余银七万两，共银10万两，具折奏明后，已解交甘肃军前。朱批：“知道了。”
一不管，是康熙帝朱批“管不得”。所谓朱批，是皇上在官员奏述事情的奏折上，用红笔批示旨意，并非无缘无故地随便写写。可奇怪的是，在已知的康熙朝7000余件满汉文朱批奏折中，却发现了一件与官员奏述的事情，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朱批。
五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汉军旗人、直隶总督赵弘燮在《奏谢天恩疏》中，讲述感谢皇上派御医为他治病的事。康熙却在这道只说治病未牵涉任何朝政以及规礼、火耗等任何事情的奏折上，朱批批示：“外官有一定规礼，朕管不得。”
号称英武天纵、洞察秋毫、精细过人、经常挑出臣僚奏折上错字的康熙皇帝，怎么会犯下这样文不对题的错误？略加思考便会发现，这不是康熙帝失误，而是他在反复思考规礼之事，是他对规礼的政策之公开宣示：有规礼，管不得，不能管，实际上承认了规礼的合法地位。
二
其实，允许规礼存在并合法化，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部分实施了。康熙帝的亲信江宁织造曹寅，奉旨兼理两淮盐政时，曾想革除两淮弊政，特上了“禁革两淮运司浮费”折，奏请将“省费，系江苏督抚司道各衙门规礼共三万四千五百两有零”革除。
康熙在此条边朱批：“此一款去不得，必深得罪于督抚。银数无多，何苦积害。”所以，康熙中期以后，康熙帝经常以应得之银、应用之银来称呼规礼银。五十五年十二月，福建巡抚陈瑸奏请将巡抚公费解充军饷，康熙不同意，并批复说：此项银两，系尹等应用之银。
康熙帝之所以会有“五允一不管”，是他认为，在大裁存留、广兴捐输的方针的沉重压力下，地方财政极其困难，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极端棘手但又必须解决的地方财源难题。总督、巡抚虽然位尊权大，但区区155两至180两的年俸，怎能养赡百口之家。
巧妇尚难无米之炊，何况督抚司道中还有相当多的是全凭祖先功劳、坐袭爵职，这些娇生惯养、腹中空空的草包官员，唯一的办法就是收受规礼了。
康熙还想通过规礼让文武大臣家道富裕。他在陈瑸陛见之时，特别面谕说：“尔为巡抚，与为司道官不同，若贪财好利，厚载而归，诚为非道。但应得之物，亦宜取为赏兵之需。身为封疆大吏，而室中萧然，无一物可以与人，亦非大臣所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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