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因当时的战乱环境，政府一切均受国.民.党领导，立法与司法并没有分离。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为扩大民主，防止独裁，未设主席，而是采取委员制，政府机构有所扩充。
“四•一二”事变后，蒋某人以军政时期政权由军人掌握，国.民.政.府的一切实际大权均由蒋某人掌握。
1928年，胡汉民、孙科等在巴黎联名提出一份《训政纲领草案》，提出国.民.党重心转移至训政，此时“以五权制度作训政之规模，期五权宪政之最后完成”，建议建立五院。这个主张一方面是为了践行孙某人的“五权宪法”理念，但更重要的是为了限制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蒋某人，实行分权共掌，而且这也为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所接受。
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政治问题议案》，议决“依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应设立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逐渐实施。”
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训政大纲》，并正式公布了五院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从而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五院制的基础。以上五院相互独立，各自行权，五院正、副院长由国府委员担任。凡国民政府公布法律，发布命令均需由主席会同五院院长共同署名。
在《训政大纲》中还规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行之。”
这实际上将国.民.政.府的组织架构纳入到了国.民.党统治之下，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提供了依据。
虽然五院制架构已经形成，但是在此后的20多年间内，国.民.政.府组织法又经多次修改，而且这些修改大多都是以蒋某人为中心，这主要是体现在国府主席与行政院长之间的权力消长。
当1928年10月蒋某人就任主席时，他为了集中自己的权力，在1931年6月修改了政府组织法，将五院正、副院长的任免权集中在自己手里。
而在1931年12月蒋某人下野，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时，又重新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削减主席实权，主席只是作为中.华.民.国元首，不负任何实际政治责任。此时的实际权力由行政院长蒋某人掌握。
1943年林森病死后，蒋某人重新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并又再次修改政府组织法，恢复主席的实际权力，规定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可以说，在这些国.民.政.府组织法的背后，都是为了蒋某人的实权，以便其能掌控整个国.民.政.府，实现其个人独.裁。
可见，实际操作中，五院制政府并没有做到五权分立。
孙某人的五权宪法以及后来实行的五院制都是为了权力制衡，体现了共和理念，但是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五院制政府成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斗争的场所，也成了蒋某人个人独.裁的牺牲品，五院制与孙某人的初衷背道而驰，相去甚远。
那些时代精英尚且不能摆脱被旧思想禁锢，杜睿也就更加不可能将希望寄托在民智突然开启之上，现在的百姓只是看到头上的皇帝是好的，但是如果哪天他思想坏了呢？要做一些残害民众的事情呢？还有人来制衡他吗？三公走了，武穆死了，儒家的正气也去修复人皇剑了，皇帝变坏时无法无天时，已为时已晚。
杜睿认为只有能够遏制这种绝对的权力的产生，以权力平衡甚至相互制约来相互牵制，才有可能避免不必要的悲剧，建立相关的制度，有了制度的约束，权力就不会被滥用，当权者受到制度的束缚，不能够为所欲为，反过来，制度也要给被统治者以权力，在当权者滥用权力的时候，利用制度来制裁当权者，让他丧失权力，制度被使用的越好，对当权者的约束就越大。
这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改变千百年来人们头脑当中根深蒂固的“君权神授”的思想，可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这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去实现。
实现一个打破当下这种错误制度，也就是君权至上，极权制度，将权力下放，然后通过将民意收集起来的方使，实现一种社会决策制度的大多数派，避免一个人的声音超过大多数人的声音。
杜睿想要去实现这种制度，因为他并不想让大唐和历史上一样只是昙花一现，历史上的大唐帝国虽然传承数百年，可是真正能称得上是盛世的也不过几十年的光景。
而要将这种强盛传承下去，让大唐始终成为世界顶峰的存在，就必须改变当下的一切，将君权独.裁制度引入到一个大多数人都能够始终接受的新制度当中去。
杜睿必将推崇的就是后世英国的议会制度，所行的议会由上、下院组成。
上议院也叫贵族院，主要由王室后裔、世袭贵族、新封贵族、上诉法院法官和教会的重要人物组成。上议院是英国最高司法机关，按照英国的传统，上院议长由大.法官兼任。英国的大.法官亦即法律大臣，位高权重，不仅是全国司法界领袖，而且是内阁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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