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还有政治嗅觉更为敏锐的那一批老革命能够从会议前后发生的事儿里闻出点什么，很显然斯维尔德洛夫努力推动欧洲革命的企图落空了，未来西欧的问题恐怕还是某仙人说了算。
这个挫折对斯维尔德洛夫的打击是巨大的，一度都让其感到了绝望，在临近上台之前遭到了某人的一顿老拳，这是多么丢脸啊！而更丢脸的是这还是斯维尔德洛夫自找的，反正一连几天小斯都有点无精打采和心事重重的意思。
直到那一天当雅戈达找到了他，告诉了这位亲亲表哥一个重要的情报：“托洛茨基同志似乎很重视东方的革命问题，他准备派拉狄克前往华夏一趟，还准备在卸任之前访问延安一次。雅科夫同志，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关注一下东方的问题呢？”
这不是斯维尔德洛夫第一次听说东方问题，对待东方的革命问题他属于党内的主流观念，这种主流观念就是：东方的同志的素质不高，对于经典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未能充分的理解，他们应该加强理论修养，而不是急吼吼的闹革命（一点儿都不开玩笑，历史上苏联在抗战中给了T共什么支援？几十挺机枪、一些金卢布然后就是大把的俄文马列著作）。
斯维尔德洛夫对东方的革命是一种漠视的态度，他不认为华夏的革命会马上取得成功，更不认为这对世界大革命又多少影响力。他是那么“超然”的看待这一切，就像是看待别人家的事情一样。
而现在，当雅戈达提醒他托洛茨基似乎对东方的革命问题另眼相看时，他才有点警醒。如果之前仅仅是李晓峰对东方另眼相看还引不起他的注意力的话，托洛茨基的动向他就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了。在斯维尔德洛夫心中托洛茨基的理论水平是相当高的，当年只有他和列宁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前景，如今他又开始高看东方的革命，那说明东方的革命应该还是很有搞头的。尤其是如今托派的存在很尴尬必须要浴火重生的时候，托洛茨基竟然没有选择西欧作为重点，而是去关注东方问题，斯维尔德洛夫自然是不能坐视了。
斯维尔德洛夫觉得自己也有必要好好的正视一下东方问题了，但很遗憾的是，他这才发觉之前竟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做任何投入，以至于他在自己的心腹内都找不到一个真正了解华夏和T共的人。在这个方面的斯维尔德洛夫的派系干净得像一张白纸，也就是说他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了。
斯维尔德洛夫决心去找一个了解T共的人，经过心腹们的推荐，一个叫米夫的犹太人进入了他的视线。这位米夫同学刚刚43岁，此前担任过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校长和苏联民族殖民问题研究所的所长。当然这两个职务对于斯维尔德洛夫来说就是个屁，真正引起小斯兴趣的是，这位米夫还去过华夏，1927年和1931年两度前往华夏，据说是个华夏通。
斯维尔德洛夫需要的就是华夏通，而且暂时他也实在是找不出第二个人选了。召见了米夫一次，觉得这个年轻人理论水平还凑合之后，他就将其任命为共产国际华夏问题研究会的研究员，特别派遣其前往华夏进行考察。
实话实说，斯维尔德洛夫对米夫是抱有一定希望的，但是小斯的错误是，他实在选了一个错误的人，实际上无论派谁去华夏都比米夫强。为什么呢？因为米夫真心是不受延安的待见。
说起米夫就不能不提一个人，这个人是WANGMING。在T共革命的历史上WANGMING此人是头一号的猪队友。而这位WANGMING先生能够在三十年代初期上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导师米夫先生。
当年如果没有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米夫强硬的干涉和力挺，WANGMING这个屁都不是的小年轻能够上台？真当T共无人了是吗？
而作为WANGMING路线的最直接受害者，太祖真心是恨死了胡搞瞎搞的他以及他的导师。可想而知，斯维尔德洛夫选来选去竟然挑了一个跟太祖最不对路的人去“观察”，这很显然是错得离谱的一步臭棋。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此时那位WANGMING先生可是活得好好的，而且这位的野心也是一点儿都不小，历史上1937年回国后，这位就借着**********书记和长江局书记的名头跟中央搞对抗，如果不是当年共产国际对华夏革命的态度有所转变，转而支持太祖，未来的抗战中T共内部恐怕是又多了一个坏事的搅屎棍。
而且此人的人品和节操是一塌糊涂，米夫是他的大贵人和导师是吧，可以说没有米夫就没有他WANGMING的飞黄腾达。可他是怎么对待这位有知遇之恩的导师的，大清洗中，WANGMING先生可是恩将仇报反戈一击，不光跟米夫划清界限，而且还将这位导师批烂批臭，后来米夫被处决就有WANGMING的功劳。
当然这些是历史上的，在这个历史时空，情况有所不同。红军长征胜利之后，李晓峰就积极地恢复了同T共的联系，将WANGMING彻底的否定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篓。至于米夫，虽然没有将其枪毙但也给他丢掉了学院里搞研究，这种“纯”理论家还是在象牙塔里呆着别出来祸患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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