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崇祯对反土地改革一案的正式表态，一直处于克制状态的大明时报终于开始火力全开的态度，对反对土地改革的一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从衍圣公案到运河案，士绅们所积累下来的怨气，都放在了支持反对土地改革的山东士绅身上。对于前两个案子，大家都知道罪证确实，皇帝的态度也很明确，因此只敢在私下抱怨几句，并不敢过分的为之翻案。
但是反对土地改革一案就不同了，在士绅们看来，土地改革本身就是一件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政策。这看起来就像是崔呈秀向皇帝献媚的邀宠之举。即便是崔呈秀给这件掠夺民财的事戴上了一顶耕者有其田的大帽子，也改变不了士绅们所认知的事实。
哪怕是崔呈秀想用谋逆的罪名恐吓这些士绅，也未曾让他们屈服。因为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小人在罗织罪名，正义始终在他们这一边。只要他们继续抗争下去，说不定等到皇帝回京时，事情会发生一些变化。某些人还认为，即便翻不了案，也有法不责众一说。
但是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这一次不仅底层百姓不支持他们，就连皇帝返回京城之后，代表皇帝意志的大明时报也迅速转变了立场，将反对土地改革的士绅地主们视为阻碍大明复兴的伪君子。
既无法得到下层百姓的支持，又无法获得皇帝的认可，原本还在舆论上大造声势的士绅们，立刻开始分崩离析了。正如崇祯所说，一旦看到事不可为，这些士绅地主们很快便从反对的态度转为如何减少损失的立场上了。
随着王象春一家不得不出售自己的田宅，在朝廷官吏的监视下迁往渤泥国，和前英国公世子为伍，再敢站出来反对土地改革政策的山东士绅就不多了。
于此同时，衍圣公案和运河案也宣布结案。衍圣公一族被分成了十个分支，每个分支的宗长都能轮换接替祭祀官和族长的位置，自宋代开始的衍圣公之爵位宣告终结。这一消息传出之后，反应最大的不是大明的读书人，倒是朝鲜、越南的读书人和后金。
黄台吉甚至亲自在大金时报上发文批评了崇祯对于衍圣公一族的处置过于轻率，身为人君而显得过于轻浮了。在大明时报不断发文指责后金的诸多罪行之后，黄台吉终于明白了过来，与其整日向明国这边抗议，倒不如自己办一张报纸和大明时报进行对骂，更有效力一些。
因此在处置莽古尔泰的时候，他便令文馆成员办了一张大金时报。这份报纸刚一刊发，就被用来打击莽古尔泰的名声。让沈阳城内的大小军民都知道了，这位三贝勒弑母求荣的事迹，这让莽古尔泰的名声很快就声名狼藉，连他正蓝旗的部下都有些半信半疑了起来。
至于运河士绅煽动漕工围攻衙门，并打死人命一案。在打击了地方士绅、官僚、商人和码头帮会结合起来的这个利益团体之后，真正处理的人员其实并不是很多。
张献忠对草草结案感到非常不满，他认为对于那些劣绅和贪官都应该杀的人头滚滚，以震慑后来人才是正确的。而不是流放一批士绅，革职一批官员，勒令商人交出一笔罚金，就算完事了，这不是白费了他这一年多的苦功了么。
最让张献忠感到不忿的，还是那些码头工人。他为这些工人这么出力，但这些码头工人在得到了那些商人的一点赔偿之后，就转而为商人们求起情来了，简直是忘恩负义。大部分工人代表认为，既然商人们已经做出了退让，愿意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并提供一些劳保费用，他们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不应该继续和商人们斗争下去了，毕竟对方还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么。
听着张献忠在汇报时散发出来的那股怨念，朱由检却只是笑了笑说道：“严格来说，这些工人的确不用感激我们，毕竟是我们利用了他们的力量去打击了运河上的利益集团。”
张献忠顿时有些愕然，他情不自禁的说道：“那些工人有什么力量？如果不是我们用工会组织起他们，并用军队加以保护，他们早就被那些士绅、官僚、商人和帮会分子给镇压了，哪里还能获得现在这些成果。”
朱由检看了看他说道：“如果没有这些工人的支持，工会哪能这么快迫使这些人屈服？就算是军队，也是需要人员组成的。卫所军有多大的力量，朕还不清楚吗？
我们的目的既然已经达到了，就无谓去烦恼枝叶的问题了。再说了，我们要容许工人们有妥协的权利，否则那才是大麻烦…”
张献忠一路思考着皇帝的话语离开之后，徐省声拿着关于内务府的报告走了进来。在内务府对去年的收入进行统计之后，朱由检发觉曾经是一枝独秀的生丝、丝绸贸易，已经被棉布生意所超过了。
去年大明流入市场的棉布正式突破了一亿匹，南方出产的商品棉布固然比往年有所增长，达到了将近四千万匹，但是北方地区却比往年增长了一倍，形成了京畿、洛阳、徐州、济南等地区的棉纺织中心。
除了棉纺织业在向外扩展之外，钢铁制品、玻璃制造业、榨油业、肥皂制造业、水泥制造业和建材产业，都在河北、山东、河南三地快速的发展了起来。特别是因为铁路的关系，河北、山东之间的陆地运输已经超过了拥挤而不便的运河运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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