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初收龙骧左、龙骧右、武骧左、武骧右四卫禁旅统一为四卫营，京中内官，司礼监与御马监明争暗斗，四卫营本属御马监，但后来由内臣曹化淳提督，并在他手上将四卫营改称为“勇卫营”。自此曹化淳的司礼监一脉彻底控制了内廷所有武装，他本人也领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掌御马监印务，成为内廷第一人。
曹化淳往后，内臣刘元斌、卢九德分掌勇卫营，多次外派投入中原参与护陵剿寇或抵御外侮。崇祯九年，援助畿辅，抵抗清兵入塞。崇祯十年，守凤阳，荡寇于郑州、安庆等地。十一年，勤王救驾，战于吴桥。此类种种，屡立功勋，被崇祯倚为臂膀，并不断扩大规模。至今营中又细分四营，分别置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等职，内中龙骧左营总兵孙应元、龙骧左营内游击周遇吉、龙骧右营副将刁明忠、武骧左营总兵宋纪、武骧右营总兵黄得功等皆有能战之名，流寇闻之皆畏。
勇卫营不同于别的京营，兵力强劲，纪律也较好，但因其本身隶京编，属于客军中的客军，赵当世倒也不担心他们会成为地方性武装，与赵营争雄长。何况刘元斌与卢九德都是阉人，更不能成事。所以，单论军事实力，勇卫营足以与左家军、陕西三边总督衙门、总理衙门以及赵营并列，但本质无法对赵营造成严重的威胁。不过，至少在短期内，勇卫营的存在对整个楚豫局势的影响依然很大，不应忽视。
赵营、左家军、陕西三边总督衙门、总理衙门、勇卫营，此大五部加上陕、楚、豫、川四省巡抚衙门与各类独立的总兵、副将等，即为当前明廷赖为剿寇的全部军事力量。
反观流寇，形势则有些微妙。
所谓微妙，既在仓皇四窜的李自成与马守应，也在已经投顺朝廷的张献忠与罗汝才。
朝廷方面的主意，边剿边抚，剿李、马而抚张、罗，分化瓦解。看着很明确，然而执行起来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顺利。
一不顺，李自成、马守应至今未能完全铲除。其中固然有边警告急的突发原因，但各镇怀有养寇玩寇之心，也是重要因素。过去的经验一再证明，对于这样的巨寇，单纯“溃其众、杀其兵”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若不能将李自成与马守应斩而除根，纵可得一时风平浪尽，一旦局势有变，其众必然复将如野草般疯长起来。朝廷调集重兵，糜费巨额军饷，却始终捉不住李自成与马守应，即便熊文灿等在楚豫间的一连串动作有些效果，但朝廷的态度总体还是不满意的。
二不顺，张献忠、罗汝才不轨之心路人皆知。赵当世在回到枣阳后不久就收到了左良玉言“枣西将变”的密信，并深以为然。“枣西”之隐喻实则在于更往西的襄阳、谷城。那里若有变，还能有什么变，唯张献忠而已。此前，包括已被问罪的前湖广巡抚余应桂与现任郧阳巡抚戴东旻都恳切指出，张献忠与罗汝才“诡占屯部，未尝放兵作田。此带刀以耘，一有勃稽，即挺而起耳”，建议熊文灿与朝廷趁张、罗立足未稳之际，突施袭击。但熊文灿认为这些人意在“夺功”，坚决抵制。朝廷当时也因边塞告急需调兵马勤王，并认为这种情况下仅凭熊文灿等剩余的兵力行此大举，无力善后，所以维持现状，不了了之。
可是此端一开，传到张献忠与罗汝才耳中，心中不安，熊文灿又贪索无度，于是自觉就抚的局面难以长久，便“招纳亡命，买马置器”，为日后计。近期更是大肆造仗练兵、立关于河、榷税为饷，反迹大露。
左良玉与张献忠有杀兄之仇，尤其关注他，在给赵当世写信前，其实已经先给熊文灿写了一封信，信上直言不讳：“贼利野战，不利守城。我众，贼散我合，攻之必拔，袭之必擒。一失此机，悔之无及。”可惜的是，熊文灿仍自禁谈此等事。左良玉便又给陈洪范写信，让他劝说熊文灿，但陈洪范也是个息事宁人的主儿，生怕激变多出祸端，顺和着熊文灿，派自己的亲信马廷实、徐启祚前往谷城西营调和抚慰。熊文灿同样请湖广巡按林铭球再度赴西营安抚张献忠。效果如何，现在还不好说，但左良玉是坚决的主战派，对熊文灿与陈洪范的态度大为失望，这才联系了赵当世。
赵当世的想法与左良玉如出一辙，认定了张献忠、罗汝才必反。怀着这个看法，在将华清送回襄阳后，赵营上下立刻开始着手应对楚北潜流之上那即将到来的惊涛骇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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