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波市位于红海之滨，地处埃塞高原的北部，平均海拔1780余米，常年气温保持在16~25度之间，阳光明媚，雨水较多。
李察一行抵达的时候，刚刚下过一场雨。
从大战硝烟弥漫的欧洲来到和平的云中省，哪怕再迟钝的人也能察觉到其中截然不同，立马就会爱上这里。
在这
整洁而宽阔的街道上绿树成荫，繁花盛开，道路两边一排排的店面繁华喧嚣，处处透露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气息。
这里没有朝不保夕的恐惧，没有每天眼一睁开就面临着饥饿，寒冷和食物短缺，没有死亡的阴影笼罩，没有令人恐惧的枪炮声。
在这里
警察骑在高头大马上维持秩序，有轨电车和各种汽车穿梭在街道上，道路两边有清真寺，天主教堂和新教教堂，还有佛寺和道观。
大唐帝国臣民可以自由的信仰任何一种宗教，别人不会去干涉你，最多是遭遇到一些白眼和排挤罢了。
空前宽松的宗教氛围，造就了这座红海明珠城市繁华鼎盛，很多欧洲人都可以在这里自由置业，并且受到法律保障。
与帝国公民不同的是，外国人置业需要多缴纳一份他国公民固定资产购置税，且只限定于一处自用住宅，多了便违反法律规定。
而且他国公民不可以购置牧场，土地和种植园，不可以从事金融业，不可以拥有工厂企业主要的股权，也不可以担任企业法人，不具备在政府机构任职的资格。
要达到相关的资格，必须要具备拥有大唐帝国公民权一定年限的标准。
所以，移民云中省的很多欧洲白人纷纷加入大唐国籍，这也是该省人口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在街道上巡视的骑警一般两人一组，大多是一名华人一名白人，基本上可以应付绝大多数情况。
增加招募白人警察也是为了现实需求，因为很多伏波市的白人新移民来自不同的欧洲国家，有英国，法国，德国，也有意大利，比利时和西班牙，即便是白人警察也不能够应付这么多迥异的语言。
作为一个人口接近200万的非洲大城市，扶波市是整个非洲最大，也是最发达，最现代化的城市，基础设施相当完善。
该城市有充沛的电力供应，每到晚上就变成了一座灯光璀璨的不夜城。
夜晚的伏波市灯红酒绿，人潮摩肩接踵，黑胶唱机里醉人的歌曲乐声回荡在大街小巷，是一个纸醉金迷的世界。
这一切的一切，与战火硝烟弥漫的欧洲形成了巨大反差，吸引着大量欧洲白人移民趋之若鹜的来到这里，享受难得的和平生活。
李察一行抵达伏波市以后，秘密入住了北郊行宫，才过了几天安生日子。
闻之圣祖太上皇驾到，伏波市乃至云中省上层瞬间沸腾了。
大唐帝国半岛总督陈举恩，东非总督郑凯，云中高官胡云川，红海军区司令长官李明华中将，帝国远征军中东兵团长官朱国胜中将等一干要员纷至沓来，请求觐见圣祖太上皇陛下，聆听圣训。
李察在行宫正殿一一接见了这些方面大员，听取了关于中东和东非局势的最新汇报，勉励其为帝国拓殖事业再建功勋。
经历唐乾宗时代的蛰伏时期，在第3任皇帝唐业宗时期，大唐帝国再次重拳出击，经历了向南美的巴西，东非马拉维和莫桑比克，阿拉伯半岛地区的大幅殖民扩张进程。
由此带来了大唐帝国新一轮的对外殖民热潮，巩固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威严，极大的振奋民心，提高了帝国民众凝聚力。
唐业宗因此广受帝国民众的崇敬，皇权声誉进一步高涨起来。
但不管怎么说
大唐帝国皇权始终在开国皇帝李察限定的范围内，形成与帝国政府，帝国议会和最高法院四权分立的局面，不可能一家独大。
圣皇太祖陛下立下的规矩，由贵族院和皇家宗亲会的双重制约，唐业宗也不可能轻易的突破，任意而行。
因为头上还有一个大唐皇室老祖宗，身边有几十位皇叔和藩王钳制，只能在有限的皇权范围内辗转腾挪。
李察在很久之前就下了定语；
狂妄无度的德皇威廉二世纯粹是个眼高手低的蠢货，辉煌的德意志帝国将在他的手中轰然倒塌，只剩下遍地瓦砾。
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才能也不足以支撑其勃勃野心，同样是败家子一个。
这样贬低的评价在世界各国高层引起广泛反响，曾经让德皇威廉二世暴跳如雷，引发了两国关系的波折。
正是因为顾虑到皇权独裁对国家的严重影响，李察才会极力推动君主立宪制，社会法制化和全民普选等重要举措，形成权力的新制衡。
这样一来
大唐帝国就不会因为某一个首相或某一个皇帝的野心而走上崎途，这就是全力制衡的好处。
反面的例子就摆在面前；
当历史推进到1917年3~4月，受到大唐帝国限制进口的严重影响，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沙俄饥寒交迫的人们纷纷起义，沙皇政权已经在三月十五日的内忧外患中彻底崩解，这也促成了《波尔多条约》迅速签订。
为了继续稳定东线战场，协约国集团几乎用尽了一切办法，拉拢大唐帝国进入同盟就是最主要的举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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