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来娘说：“刚才烧纸的时候，你们听着西夏哭吗，她哭的是勤劳俭朴的爹哪，只哭了一声，旁边站着看热闹的几个嘎小子都捂了嘴笑，笑他娘的脚哩，城里人不会咱乡下的哭法么！”大家就又是笑。这一笑，子路就得意了，高了嗓子喊：“西夏，西夏——！”西夏进门说：“人这么多的，你喊什么？”见炕上全坐了老人，立即笑了说：“你们全在这里呀，我给你们添热茶的！”骥林娘就拍着炕席，让西夏坐在她身边，说：“你让婶好好看看，平日都吃了些啥东西，脸这么白？”庆来娘说：“子路，你去给你媳妇盛碗茶去。”子路没有去，却说：“西夏，你刚才给爹哭了？”西夏说：“咋没哭？”子路说：“咋哭的？”西夏偏岔了话题，说：“子路你不对哩，菊娃姐来了，你也不介绍介绍，使我们碰了面还不知道谁是谁。”子路说：“那现在不是认识了？这阵婶婶娘娘都在表扬你哩！我倒问你，是你给菊娃先说话还是菊娃先给你说话？”双鱼娘说：“这子路！西夏毕竟是小，菊娃是大么！”西夏说：“这是说，菊娃姐是妻，我是妾，妾要先问候妻的？”一句话说得老太太们噎住了。子路说：“我是说，假如，我说的是假如，如果是妻是妾，你愿意是哪个？”骥林娘忙说：“子路，子路！”要制止。西夏却说：“我才不当妻哩，电影里的妾都是不操心吃的穿的，却能吃最香的穿最好的，跟着男人逛哩！这回答满意吧？婶婶，子路爱逞能，我这么说能给他顾住脸面了吧？！”骥林娘说：“刚才竹青还对我说，子路的新媳妇傻乎乎的，我看一点都不傻么！”西夏说：“我还不傻呀，光长了个子不长心眼了！”双鱼娘说：“还是咱子路有本事，能降住女人哩！”没想话落，一直坐在那里的三婶却呼哧呼哧哽咽起来，说：“子路有菊娃就够贤惠了，又有了西夏这么让人亲的媳妇，可怜我那苦命的得得，只一个媳妇，还是一只狼！”大家赶紧劝三婶，院子里锣钹哐地一下，悲怆的曲子就轰响了。骥林娘说：“不说，不说，来客了，子路快招呼去！”
——贾平凹的语言能力就在这么窄小的空间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西夏与菊娃的关系，子路的应酬，亲朋好友的闲谈，狗锁的死要面子，迷胡叔的神里神气，蔡老黑、苏红、王厂长等人的与众不同，往往经由寥寥数笔或是几句简短的对话就跃然纸上，从而达到传统的白描手法也难以达到的生动效果。
就着贾平凹这种对现实事象的表现力而言，我认为，在当今文坛是少有人可以与之相匹敌的。但我担心的是，喜欢贾平凹的读者，可能一进入他的小说就被他细致有趣、生机盎然的叙事所吸引，从而流连于故事的表面，忘却了故事背后作者的精神跋涉。确实，贾平凹以深厚的写实功底为基础的叙事魅力是特别的，他本也可以像另外一些作家那样，用纯粹的故事美学逍遥于历史风情或者欲望故事之中，但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自觉接受了灵魂内部的某种自我折磨，似乎一直在苦待自己。他那么尽力地去描绘中国现实中他所熟悉和关注的部分，恰好表明贾平凹是一个时刻都背负着精神重担的作家。他的写作，常常充满痛楚感，好像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如何卸下这一精神的重担。
哲学家唐君毅说：“人自觉地要有担负，无论是哪一面，总是痛苦的。”3这话用在贾平凹身上，非常合适。他的写作，总是想自觉地有所担负，同时又深陷于担负的痛苦之中。也正是这一点，成功地把贾平凹与那些拒绝背负精神重担、流于轻松自娱的作家区别了开来。这令我想起王国维之所以极为推崇李煜的词，认为李后主的词比宋道君皇帝写得好，原因也是在于“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4——可见担负（担荷）与否之于写作至关重要。而写作的担负、精神的重担，最重要的是来源于作家必须对自身所处的境遇有自我觉悟。正如鲁迅，他的悲愤，他的批判力量的展开，都是源于他对自身为奴的境遇有深刻的自知。不理解鲁迅所处的环境和他对精神黑暗的洞察，也就永远无法理解鲁迅为何会那么沉重和激愤。因此，比起那些直接从西方现代派作家那里复制痛苦、焦虑、恐惧、绝望等精神经验的写作者来说，我更欣赏与细节中的中国人相结盟、并在具体的中国生活中有所担负的作家，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活在真实的中国经验里，才有可能对当下中国人的精神境遇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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